第三，同一主体行使制定权与解释权框架下的组织分身术。

35 主流理论现在主要是围绕传统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开展一系列重要争论的。以上这四种情况表明，即使有人坚持认为，大量的宪法性争议属于超出宪法具体条文含义的合理争议，他们也可能会同意，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超越次违宪审查（比如，合法律性审查——译者注）的司法审查，政治宪政主义是不充分的。

而弱司法审查是最适合法院适用这项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的机制，这一点已经为人所熟知。另外，如同我之前所指出地那样，对于通过使用比例原则来处理煽动性言论和公民权等问题来说，弱司法审查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工具。37在联邦制或者其他权力下放的体制下，将立法主体提升到全国层面的解决方案将会给全国性法院带来角色定位上的难题。第二部分讨论通过弱司法审查补强政治宪政主义的政治条件。4 See infra note 7. 给予下文提出的理由，政治宪政主义关注焦点是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至于对行政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的审查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政治宪政主义没有异议。

4弱司法审查的这种迭代性（The iterative nature），极为适合某些版本的政治宪政主义。假设政党A和政党B各自获得40%的选票和立法席位，政党C获得剩余的选票和立法席位。问题到此可表述为，美国宪政作为对先定承诺的信守，为什么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没有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反而形成了一种历时性的自治，答案就在于美国人民的宪法信仰，相信这一部起草于1787年费城会议的宪法仍是当下我们的法律。

因此，我们要依宪治国，要依照我们的宪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是已经形成的政治共识。美国现行宪法是1787年费城会议所制定的宪法，至今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这两百年的神话一方面构成了宪法信仰的源头活水，正如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内所指出的，时间可以赋予万事万物以尊严。但如果不能回答谁是我们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宪法，那么宪政建设就只能是一个共识但各自表述而已。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我们中国宪法学者不妨也试试一下列文森的这一思维试验。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宪法文化 。

三 宪政是一种历时而存在的自治，它的成功实践取决于共同体内每一代人对所继承宪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生成又取决于该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可以让我们共同起来的历史叙事。我们的政治心灵在一场文化内战中被撕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但却并非生活在同一个规范世界内。如前所述，宪法信仰本质上如同埃德蒙·摩根在讨论人民主权时所说的使相信，而我们人民之所以可以被使相信，这就取决于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关我们的历史叙事。具体地说，为什么信守建国之父的先定承诺并不会造成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的统治，为什么在21世纪根据制宪者原意去解释宪法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更进一步讲，如果说美国宪政就是对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遵守，那么宪政是否与自治政府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宪法学讨论的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总是为以法院为中心的职业主义叙事所遮蔽。

更重要的是，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其根本任务在于如何让作为众人的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常规性地面对政治领域内的不同意见及其表达，那么宪法学作为关于宪政的学理论述，必定也有其政治性，健康的百家争鸣应是宪法学界的理想学术生态。我此处的用意并不是要去回应这些可预期的批评，而是希望指出，这些反对意见与其说是来自学术场域内的技术规范，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政治心灵的分裂。1789年9月6日，来自法国大革命的现场，杰斐逊在一封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就提到这一问题：地球总是属于活着的那一代人，死去的人对之既无权力，也无权利，因此杰斐逊主张，随着代际的轮换，每经过19年就要重新制定宪法，否则的话，宪政就不是每一代人的自治，而是祖宗成法的专制。一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仅从学术讨论的意义来看，这应当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同意的概念，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内，这种人人都能同意的概念必定是抽象、空洞和苍白的。

书斋里的革命有时候极具欺骗性，例如，我们常能听闻以政治共识推动宪法改革的政治或学术意见，但至少从宪法理论的逻辑来看，首先，最根本的政治共识原本就写在宪法内，因此落实共识的最忠实途径就是实施现行宪法，而不是去修改宪法。而在此问题上，最经典的表述还是比克尔所提出的反多数难题，根据比克尔本人的论述，美国宪政的悖论是作为少数的法官和代表多数的政治分支之间的对抗，但比克尔本人或许都未能自觉意识到，法官在解释宪法时是一种代表往昔的力量，而政治分支的民选代表所表达的却是当下的意志，因此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政的反当下难题，既然宪法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那么宪政就是对制宪者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信守。

但宪法信仰在美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它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政治信念，简单地说，宪法信仰是一种制造出来的迷思。但另一方面，既然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部建国宪法表示过社会契约理论家所说的同意，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一部18世纪的法典呢，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理论所必须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美国宪政的成功实践，关键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人政治，而在于每一代、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熟记于心，或者有关美国宪法共同体的史诗叙事可以对我们人民成功地实现洗脑赢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宪政建设的文化基础。二 中国宪法学在过去十多年展开了又一波的学术洋务运动，转向西方民主国家去学习宪政建设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波拿来主义的学术潮流中，美国宪政登上神坛，被奉为模式和偶像，似乎人类宪政的历史已经终结于此。这是一个不仅由地理空间所定义、更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共同体。在此意义上，美国宪政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它起始于18世纪，早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造反时代到来之前，美国宪政就通过一个半世纪的实践而积累并储备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到如今，两百年前的祖宗成法虽然渐次失去神圣的光环，但那种无可名状的权威却仍生生不息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法院在审判具体案件过程中如何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也应得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要在我国建立起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必须考虑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国情，建立起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并考虑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律，对宪法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效力等做出具体的规定。

还有人提出了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方案等。《立法法》第 88 条、90 条、91 条又具体规定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审查的组织机构和审查程序。

又是国家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去审查全国人大的立法，被普遍理解为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去审查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的立法。可见，这些机关在规章审查问题上，不再是仅具有程序性权力，已经拥有了实质性权力。

理论界认为此种模式的优越性主要在于：符合人大制度的基本原则与体制。此外，根据《立法法》第 88 条第3、5、6项，第 89 条第4项及第 92 条的规定，对规章进行审查的机关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是国务院、地方人大乃至省级人民政府。

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六十多个国家采用普通法院型的宪法监督模式，四十多个国家采用宪法法院型的宪法监督模式，只有个别国家如英国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仍保持议会型的宪法监督模式。但与违宪审查相比，宪法监督的特点在于：第一，范围更为广泛。人大监督的程序与宪法监督程序不相匹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伴随着建国以来四部宪法的更替以及现行宪法的实践，在充分尊重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虽离学者们的应然性设计还相距甚远，但也初步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复合型宪法监督模式。毕竟前述《立法法》中涉及到的对法规、条例、规章等的审查严格意义上属于合法性审查而非合宪性审查，在监督程序上也尚欠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最后，由于宪法解释、宪法审查与宪法监督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国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的其他机构，在对宪法进行解释、适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宪法监督的职责，共同构成我国宪法监督的制度体系。此外，还应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监督内容、丰富监督方式，使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违宪的国家机关权力行为得到应有的纠正和制裁，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比如《立法法》第90条虽然规定了国务院等主体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法规等合宪性进行审查，但并没有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受理申请的条件、审查期限、审查结果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再参考国外模式，学者们设计出了诸多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或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负责实施宪法监督。

从监督对象来看，既包括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行政活动，也包括特定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第四，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目前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以国家立法机关为主导，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的模式。对这一现实，学者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为什么一直不能建立起具有实效的宪法监督制度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我国缺乏宪法监督的适用基础，设立任何独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机构其实都是从根本上违背了现行宪法，特别是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制度 。按照宪法第67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有关宪法监督的理论研究虽然很多，但在宪法监督的主体、程序、方式、监督对象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许多问题还处于争论和摸索阶段，比如什么是违宪行为？违宪的主体范围包括哪些？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督执政党的行为？ 可以说，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第一，在宪法监督主体方面，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人大监督的广泛性与宪法监督的特定性不相一致。

宪法监督实践的前瞻 当然，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视为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是符合现行宪法规定的，但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把宪法监督的工作负担起来。（二）司法机关监督制。